光明日报记者 刘华东 光明日报通讯员 冯嘉欣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生态环境法典是继民法典后，我国即将出台的第二部法典。记者了解到，生态环境法典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期间，共收到3154人提出超过1.1万条意见建议。按照立法程序，下一步，立法机关将根据实际情况把法典草案拆分为若干单元，分别进行审议并修改完善。为进一步回应社会关切，记者就生态环境法典立法相关内容进行了采访。
适应新形势 法治更完善
我国现行有效法律超过300部、行政法规约600件、地方性法规14000多件，其中就有生态环境相关法律30多部、行政法规100多件、地方性法规1000多件。
党的十八大以来，从重点治理到系统治理、从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从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从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制度与时俱进，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生态文明建设成就举世瞩目。而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同时面临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和碳达峰碳中和两大战略任务，仍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任务依然艰巨。盛世修典，将生态环境法律制度“集大成”越来越成为一种社会共识。
“过去的法律是在不同时间、不同领域分别制定的，不同时期管理思路、管理要求都不太一样，造成一些重复甚至矛盾的地方。”生态环境部法规与标准司司长赵柯表示。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郝平也认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制度体系蔚为壮观，但由于以往采取分散立法模式，分散于民法、行政法、经济法等部门法中的生态环境法规存在重复和不协调等问题，影响执法质效。
“生态环境法典编纂是一项重大的系统工程，其中一个主要目标就是要增强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制度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和实效性。”全国人大环资委委员李海生表示，“整体性、系统性、协同性是法典的灵魂，主要是解决法律之间相互重叠，相互矛盾、缺项等问题。借编纂法典的机会，需要把不同法律的关系理顺，使其更加协同。”
推动生态环境法典的立法进程，也是相关领域基层工作人员的期盼。
“近年来，我们从‘先污染后治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逐步向‘源头预防、系统治理’转变，人民群众和企事业单位都对生态环境问题高度关注，是时候有一部一体遵照的生态环境法典了。”浙江嘉兴市检察院公益诉讼办案检察官告诉记者，生态环境法典草案不只将相关法规进行集纳整合，还更科学、完善。“比如，目前检察机关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时，涉及诉讼时效事项，多参照民法典和环境保护法规定的三年诉讼时效。由于生态环境污染的复杂性和长期性，损害结果不即时显现等原因，案件事实认定、污染溯源调查、鉴定评估等环节多、耗时长，生态环境法典草案将相关诉讼时效定为五年，对起诉人而言，调查取证时间会更充足。”该检察官说。
在四川泸州，江阳区黄舣镇便民服务中心主任岑川负责镇上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笑言这项工作是“管天管地管空气”的他也对生态环境相关规定“去冗”“集成”充满期待。“生态环境保护涉及方方面面，一本通行的生态环境法典，对于我们基层学法、用法，以及向群众普法，都会更加方便。”岑川说。
未来，生态环境法典的制定施行，也将带来相关配套制度的全面清理和升级改造。赵柯表示，法典颁布后，对标新规定、新要求，生态环境部的规章和行政规范性文件等将进行逐一“体检”，与法典规定不一致的，将适情修改或者废止。
体现本土特色 回应群众呼声
鸟鸣风微夏日长。在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副院长于文轩的办公室里，书柜中摆放着各类与生态环境法典有关的研究资料，其中有一套名为“各国环境法典译丛”的丛书，涵盖了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多国的环境法典文本。
于文轩对我国生态环境法典草案所体现的中国特色、时代特征有着别样的感受：“例如，草案的生态保护编以生态多样性保护为线索构建文本结构，同时特别关注重要地理单元保护、生态退化防治和生态修复，并对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作出规定，充分体现了国家生态文明法治建设对安全价值的重视和所遵循的生态整体主义方法论。再如，绿色低碳发展编聚焦发展循环经济、节能降碳、应对气候变化等，这在其他国家的环境法典中是没有先例的。”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孙宪忠认为，我国生态环境立法后发优势明显，经验和理论更丰富更科学，“相较于有的国家从被动治理污染的角度立法，我国从生态环境一体考虑，立法意义更重大”。
“生态环境法典的编纂也表明我国的生态环境保护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汤维建也表示，草案背后凝聚着中华民族保护生态环境的智慧和经验，“把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制度进行了整合汇编，形成体系化结构，同时为将来生态环境法律制度的发展预留了立法空间，指引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未来发展方向。”
在立足实践经验、体现中国特色的同时，生态环境法典立法还坚持从国情和实际出发，回应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县级生态环境分局没有独立执法权，“看得见的管不着，管得着的看不见”咋解决？第三方监测机构监管、环评造假怎么办？住宅楼下开烧烤摊，楼上满是油烟味，谁来管？这些问题都能从生态环境法典草案中找到答案。
“为了推动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生态环境问题，草案各编都有不少在现行法律基础上新增或者完善的内容。”于文轩举例说，比如污染防治编积极回应近些年来备受关注的一些问题，新增关于化学物质污染风险管控、电磁辐射污染防治和光污染防治方面的内容。此外，草案还针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噪声、油烟扰民，恶臭、黑臭水体等问题作出了相应规定。
系统整合 编订纂修 集成升华
将我国现行的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等方面的生态环境法律制度、机制和规则规范进行全面系统地编订纂修，形成1100多条、16万字的法典草案，立法工作人员仅仅用了一年半的时间。
全国人大环资委副主任委员吕忠梅表示，从世界范围来看，生态环境法典的编纂并没有特别成熟的经验，也没有相对固定的框架路径可循。立法机关采取“适度法典化”的模式，将现行一系列法律整体或择其要旨要则纳入法典，同时针对尚未立法的前瞻性领域作出原则性、引领性规定。
“这可不是简单地把现行法律汇编成‘合订本’。”于文轩告诉记者，生态环境法典的编纂既不是简单的法律汇编，也不是完全的新立新定，而是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统筹考虑各种生态环境要素，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有机整合现行法律和规则，实现集成升华。
“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利用涉及面广，影响生态环境的因素众多，问题复杂，且相互制约和相互影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侯建国表示，要把法典编好，兼顾发展和保护、当前和长远、国内与国际，确实要求很高。为此，在草案审议时，不少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组成人员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意见建议。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刘俊臣提出，要进一步做好法典与有关法律规范的协调衔接：一是统筹协调好已经纳入编订的法律规范的关系，包括总则与分编的协调、分编内容之间的协调，不同领域法律责任的平衡等，保证法典内部的稳定性；二是处理好法典与生态环境领域其他单行法律规范的关系，衔接好有关法律规定，同步考虑其他单行法的修订问题，保持法典一定程度上的灵活性；三是处理好法典与其他领域法律的关系，比如与民法典、刑法、行政法、诉讼法等的衔接，维护法律体系的协调统一。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卫小春也表示，法典的编纂是对现行法律的系统性整合与重构，注重体系性、逻辑性。建议充分考虑法典和单行法的有序衔接、平衡问题，给国务院和各地颁布实施一系列生态环境领域法规留下发展空间。
此外，还有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组成人员提出，进一步研究推进生态环境法典的涉外法治问题，衔接好生态环境法典与有关国际公约、双边或多边条约的关系，借鉴世界先进成果，总结提炼我国涉外法律立法经验，推动生态环境法典的域外适用。
“环境问题涉及多学科交叉融合，在生态环境法典编订、修改完善过程中，要注意打破部门壁垒，关注环境前沿问题，注重应用新方法、新技术设定技术规范、行业标准等，推动环境难题的解决。同时，为新兴环境科学技术的发展预留足够的法律空间。”刘俊臣表示。
目前，生态环境法典的立法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开展，光明日报将持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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